前言#

您好，我是乾雅人，出身医学世家。我与哥哥均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他专攻心脏外科，而我则选择了呼吸外科，与我父亲的专业方向一致。

五岁那年，父亲远赴德国深造肺移植技术。从小，我就以他为榜样，直到成为医生的第七年，我的人生都称得上一帆风顺，仿佛走在一条通往理想未来的康庄大道上。

然而如今，我却在银座经营着一家美容“皮肤科”诊所。相信很多读者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当时的我已经患上“某种疾病”，在医疗观与社会观这两种不同“正义”的夹缝中，身心备受煎熬。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医护人员擅离职守、救护车被医院反复推诿、大野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使“医疗崩溃”的呼声一度占据报纸头条——早在新冠疫情引发关注之前，医疗体系其实早已千疮百孔。

心生疑问的我进一步追溯历史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诸如“医疗费亡国论”等争论，其实早已点出问题的根源。

年轻气盛的我，当时曾与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争论：“爸爸，正因为你们这一代的教授对医疗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才让我们这一代陷入如今的困境。”

而父亲这样回答：“你说得轻巧。人的生命不是可以如此简单一概而论的。等你亲手救过患者的生命之后，再来和我讨论吧。”

就这样，我的外科医生生涯拉开了序幕。我立志成为一名既能救治患者，也能为社会带来改变的外科医生。为此，我必须学会多角度地审视问题。

我深知，仅仅埋头于外科手术是远远不够的。正因将来要专攻外科，在最初两年的临床研修期，我反而重点研修了与外科思维迥异的内科。同样，正因为目标是胸部外科，我在专业研修阶段，特意选择了东京大学胸部外科项目——这个项目要求必须先完成两年的“腹部”外科研修。而也正因我与父亲一样选择了呼吸外科，我对于与之相对又有所关联的心脏外科领域，特别是肺移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今，我不仅遵循着五岁时的憧憬前行，也在一步步为自己学生时代的困惑找到答案。这个过程，让我愈发坚定，也倍感自豪。

此外，当时在首都圈内并没有能够实施肺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像将新宿的医院患者转介至关西的大学医院这样的情况，正说明即便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医疗体系也存在明显的空白区域。而医疗领域的社会性问题，也恰恰体现在这里。

当时，东京大学医学部呼吸器外科的中岛淳教授（现任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院长）正准备着手填补这一空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我的直属上司是成绩斐然、曾获世界外科学会表彰的佐藤雅昭医生。在此之前，患者移植后的慢性期并发症，普遍被认为只是无法顺利呼气的“阻塞性障碍”。但佐藤医生却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类型——“无法呼气，却表现为限制性障碍”。这一类型，正是导致肺移植后慢性期死亡率升高的重要原因。同时，在他指导下所进行的实验，对于人类医学而言，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

本应令人振奋的研究环境，现实却格外残酷。除了我个人在研究才能上的欠缺之外，财源与人员的严重不足也是结构性的困境。大学医院的在职医生和研究生通常可以靠名为“外勤”的兼职维持生计，但在胸外科，就连这样的外勤机会也十分难得。

“从事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人，为何生活如此艰难？”

学生时代，我所在的美式橄榄球队里有个词叫“雅人之子”。那是指我担任队长时，被我以“我会对你们的人生负责”说服而招募进来的新生。如今，他们远比我优秀，在不少项目中甚至成了我的上司。他们是出色的后辈，也是可靠的伙伴。

对于我这样一路走来的人而言，劝说同伴加入呼吸外科医局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我常担心，即便加入医局满足了他们的职业自尊，会不会反而是我把他们引上了一条可能导致现实生活与家庭陷入困境的道路。

这一问题远不止于呼吸外科。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我国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在国家财政日益紧张的局面下，以全民医保制度为支撑的医疗保险行业，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若一味高调要求保障岗位与资金，就意味着挤占其他医局的资源。考虑到大学医院的实际运营状况，理应优先支持那些产出效率更高的部门，必须尽力避免加剧其经营破产的风险。

越是追求理想的医疗模式，现实中的运营就越是举步维艰；越是努力争取资金，就越可能侵蚀其他领域的预算。而从根本上讲，扩大医疗行业的预算，势必会挤压食品安全、扶贫济困、下一代教育乃至国防等关键领域的投入。

现实如此，想要既做“良医”，又成为尽责的“良民”，已变得异常困难——而这，也正是我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某种疾病”的真正面目。

因此，我深切意识到医疗行业需要专业的经营者。为了成为这样的人才，我决心尝试与保险诊疗完全相反的道路——自由诊疗。我不是要半途而废地站在保险诊疗的对立面，而是要走向其最彻底的相反面。我相信，唯有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极端，才能真正挖掘出医疗的本质，并掌握经营的核心。

如果在银座这个竞争最激烈的地区，我能通过经营美容皮肤科诊所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那么我的经营能力不就能得到证明了吗？这样一来，未来我是否就有机会参与保险诊疗领域中综合医院乃至大学医院的经营重建？

就在此时，我得知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罹患胰腺癌，仅剩下半年的生命。时间所剩无几。我把自己在实践中逐渐领悟到的“医疗观”与他坦诚交流。不同于学生时代，如今的我已亲手挽救过患者的生命。这一次，我也想听听父亲的看法。我想知道，我们的思想究竟在何处交汇，又在何处分离。

我不断以“参禅”般的方式向父亲追问，在旁人眼中这想必颇为异常——面对一位正与病痛抗争的病人，却反复提出相同的问题。这一行为的根源，是我内心的恐惧：我害怕父亲一生所秉持的“医疗观”会在最后一刻被他自己推翻。若我一直追寻的价值坐标，就这样被现实功利地颠覆，那我所坚持的一切，岂不成了一个笑话？

直到父亲离世，我才终于与这一切达成和解，理解了他信念背后的初衷与缘由。

父亲将唯有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作为毕生事业，以此拯救患者的生命；而我，则希望将解决唯有医生才能察觉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巧合的是，父亲的逝世与我对诊所的收购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我不禁思考：如果真有经营之神，他会如何经营一家美容诊所？如果有一位思想家，能够圆融无碍地统合“医疗观”与“社会观”，他又将如何运作这样一家诊所？

此外，我们应当创办怎样的美容诊所，才能在未来为器官移植领域创造价值？能否通过与保险诊疗医生及基础研究人员协作，最大化对社会的贡献？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确立了“专注追求自然美”的诊所理念，并以“通过药液活化细胞”作为底层逻辑。人体皮肤中有一层名为真皮的组织，其中含有成纤维细胞，这种细胞负责生成胶原蛋白、透明质酸等所有被认为对皮肤有益的物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成纤维细胞同样存在于气道之中。那么，我们在皮肤疗效中所获得的关于这类细胞的认知，是否也能应用于身体深处的脏器？

基于这一设想，我们决定首先在肉眼可见的皮肤上，进行远多于脏器验证次数的反复假设与测试。

终于，我们迎来了本文将重点介绍的物质——5-脱氮黄素（TND1128）。它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长寿补充剂NMN的升级版本。这种堪称“新型维生素”的成分，让我亲身见证了“衰老被治愈”的案例。本文将具体描述在糖尿病、高血压等生活习惯病，以及痴呆症、肾功能衰竭、晚期癌症等状态下，使用5-脱氮黄素（TND1128）后患者AD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获得改善的实际治疗案例。

我们相信，5-脱氮黄素（TND1128）的应用远不止于美容领域。未来，我们更期待它在器官移植的临床现场，绽放出独特的光彩。